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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哲学的海外认知
《老子》在东亚各国的传播可上溯至6世纪左右，日本圣德太子（约574-622）撰述的《三经义疏》（《三经》指《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中就引用了《老子》的内容。21788年，英国学士院有了拉丁语译本《老子》3。也就是说，一千多年前，《老子》就已在东亚各国传播，译成外文在欧洲传播也有400多年的历史。
本文从海外认知的角度，对《老子》这一英译版本最多、在世界各国流传较广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普世价值予以论述。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1828-1910）对《老子》哲学评价道：“苦恼人类的所有灾祸并非产生于人们不积极从事必要的事情，而是产生于从事各种各样不必要的事情。人类如果遵从老子所说的‘无为’，不只可免除个人的灾祸，同时也可免除所有形式的与政治相关联的灾祸。”4
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认为，《老子》的无为哲学与西方哲学体系相比，有以下特点：“西方文化的根基是有的思想，东方文化的根基是无的思想……‘道’可以说是无的思想……老子认为无乃天地之始……无的思想具有遁世主义的一面，同时具有感官主义的倾向，还有随其流而扬其波的思想。……成为情感对象的事物不能从理论上予以限定，也不能从空间上予以固定。……说道教文化是无的文化，还因为其是无的存在，是无形的存在。其现在时态不是动态的现在，而仅仅是无限的现在。作为真正的绝对否定的肯定而认知无的自身限定，则必须是无限的动态。”5这可以说是近代哲学史上首次从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的角度，对《老子》哲学的普世价值的认知。
日本哲学家福永光司（1918-2001）指出：“老子是第一位警告人类文明的扭曲和倡导‘无为’的和谐社会乃人类至福的哲人。”6 “《老子》一书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第一部确立了否定精神和逻辑的哲学书，是第一部对人类现有的生存状态发出否定性的警告的文明批判的著作。”7他说，按照老子的观点，“‘道’即真实存在的世界里，万物同根同源，万物相互平等。然而，所谓的文明理智把人类同其他动物相区别，把动物和植物相区别，进而把同为人类的人区分为美的和丑的、善人和恶人、君子和小人、文明和野蛮，认定前者为是，后者为非。所谓的文明理智的本质在于同‘名’这一概念一起而区别世间的一切，从而定位上下秩序、左右派别，从而去虚构各种各样的差别和对立的世界。而且一旦置身于这一被虚构的差别和对立的世界，就会忘记了本来的虚构性和假设性，反而把自身的相对性置换为绝对性，把自身虚构的世界错觉为等同于‘道’的世界的真实性。结果，人类之真知即‘道’本来九九归一的‘观其妙’的真理就一去不复返，只是放任于‘观其皦’的差别和对立的‘真理’之中，映现在眼中的世界现象是无穷尽的两极分明的截然断开的差别和对立的世界。老子把如此差别和分断的世界的危险性，喻为破坏‘无名之朴’之利斧而予以警告。”8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出版了《道自然学》（THE TAO OF PHYS-ICS，1975），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其提出的“道哲学”成为后科学主义的潮流。
我国翻译出版了卡普拉初版的《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卡普拉在其著作中指出：“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和诞生的过程中，哲学思想的发展导致了以极端方式阐述的精神与物质二元论。这种阐述出现在17世纪笛卡尔（R.Descartes）的哲学中，他的自然观基于从根本上将自然界划分为两个互相分离的独立领域：精神和物质。‘笛卡尔分割’使科学家们可以把物质看作是无生气并与他们自己完全隔离的东西，把物质世界看作是由许多不同物质组成的一架巨大机器。……笛卡尔哲学不仅对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对一般的西方思维方式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使西方人把他们自身与思维等同起来，而不是与他们的整个机体相等同。笛卡尔分割的结果，是使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存在于他们身体‘内部’的独立的自我。精神已经与肉体相分离，又被派给控制肉体的无益苦差，这就造成了有意识的意志与不自觉的本能之间明显的冲突。每个人又按照他的活动、才能、感情和信仰等，被进一步分为许许多多独立的方面，卷入产生着连续不断的形而上学混乱和顿挫的无穷矛盾中。……笛卡尔分割和机械论的宇宙观既有益处，同时也有弊端。它们在发展经典物理学和技术方面极为成功，但是又给我们的文明带来许多恶果。有趣的是，起源于笛卡尔分割和机械论宇宙观，而且的确只有依靠这些观点才有可能产生的20世纪科学，现在却在克服这种分割，并带领我们返回早期希腊和东方哲学中所表达的统一性的概念。……与机械论的西方观念相反，东方的宇宙观是‘有机’的。东方神秘主义者认为，可以感知的物体和事件都是相互联系的，只不过是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方面或不同表现。把感知的世界分割成单个的独立事物，并且觉得我们自己是这个世界中的独立自我，这种倾向在东方神秘主义者看来是缪想，它来源于我们进行衡量和分类的思想状态。”9
“当我们谈到道家关于变化的概念时，重要的是认识到不应当把发生这种变化看作是某种力量造成的结果，而应当看作是一切事物固有的倾向。‘道’的运动不是被迫地，而是自然和自发地发生的。
自发性是‘道’运动的原理，既然人的行为应当遵从‘道’的运行方式，所以自发性也应当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特点。对于道家来说，与自然界相协调地行事，也就意味着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也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智慧。正如变化的规律是我们周围一切事物固有的一样，这种直觉的智慧也是人头脑中所固有的。
因此，道家圣贤的行动出自他直觉的智慧，是自发的，而且与他周围的环境相协调。他无需强加于自己或周围的任何事物，而只要使自己的行为与‘道’的运动相适应。”10
从上述论述我们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的论述同40年后西方学者卡普拉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
西田认为：东方文化的根基是以《老子》哲学为代表的“无”的思想，与此相对立，西方文化则是以“有”的思想为基石；东方文化是情感文化，即现有的事物具有不能从理论上加以限定的意义，是无限活动的事物，有形但无形；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即只理性地承认有形有象的实在事物，根本不承认绝对无限的事物以及超越现实事物的真实存在。
卡普拉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指出：西方哲学的核心是精神和物质二元论，精神和物质是两个独立的领域；西方文化不是从作为有机体的自身全体来把握个人，而是从心灵来把握个人；这一“我思故我在”式的精神和物质二元论，从心灵认知上把“外部”世界分割成无数的事象，扩展至社会领域，就认为社会是由相异的国家、人种、宗教、政治集团的相互分割而组成。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带来了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和生态体系的一系列危机；而东方哲学的世界观是“有机体”的，即知觉的事物全部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老子》哲学中“道”的运动，是自然自发的，人类的行为模式也是依从于道，也必须是自发的、道的行动，是从直观智慧产生的，是自发的同所有事物相和谐的。
从哲学范畴上讲，西田几多郎和卡普拉不约而同地概括了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情感文化的东方文化，认知的对象是“有机体”的，是从直观智慧产生的、不受理性的限定；而作为理性文化的西方文化，强调心灵认知，用理性认识把本来有机体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分割成若干各自独立，甚或是相互对立的事象。
2.以《老子》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核心是“无”，所认知的对象是无形的存在，是无限的动态，是自发的同所有事物相和谐的；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有”，所认知的对象是有形有象的存在，不承认绝对无限的事物，不承认超越现实事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心造的幻想，产生于对所有事物都要界定、分类的理性心理。
3.西田几多郎作为东方人，从哲学上所认知概括的西方哲学文化是“阿波罗式”的，即行为模式为远征冒险，置对手于死地；卡普拉作为西方人，从科学哲学上所认知概括的东方哲学文化，是“基于道”式的，即知觉的事象全部是关联在一起的，世界万象是同一的存在，行为模式为自然和谐。
所不同的是：尽管西田几多郎认为《老子》无的思想具有“遁世主义”和“感官主义”倾向，但还是不无卓见地指出了东西方文化在哲学本质上的“无”与“有”的根本区别；作为身处“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混乱、暴力冲突、触目惊醒的环境污染等”这一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环境之中的西方科学哲学家卡普拉，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笛卡尔二元论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是“目前一系列社会、生态和文化危机的主要根源”。11
可以说，这两位东西方学者时隔近半个世纪的对话、对《老子》哲学的普世价值的世界认知，具有东西方哲学和文化比较论的建构价值。
（作者李均洋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
注：
1、10.加岛祥造：《伊那谷的老子》，京都：淡交社，1995年6月初版，第118、86页。
2.武内义雄：《日本的老庄学》，《武内义雄全集》第六卷，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228页。
3.张钟元著，上野浩道译：《老子的思想——通向道·新思维之路》，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1987年7月第1版，第13页。
4.柳田泉译：《无为》，转引自福永光司注译：《老子》，东京：朝日文库，1978年9月版，第5 页。
5.《从形而上学的立场看东西方古代的文化形态》，西田几多郎：《哲学的根本问题》续编，东京：岩波书店，1934年10月第1版，第277、280-282页。
6、7、8.福永光司注译：《老子》，东京：朝日文库，1978年9月版，第5、14、15页。
9、11.卡普拉著，朱润生译：《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版，第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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